《天下》著译群体的另一示范性实践是译者、作者、读者的多方、多维互动，而译者—作者“创作共同体”的形成尤其引人注目。《天下》著译群体多为同人同好，作者、译者身份时有转换和交叉，“时人今文”的翻译与译者—作者互动往往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如邵洵美和项美丽与沈从文的交往讨论成就了《边城》英译。

就翻译策略而言，《天下》最为鲜明也最具借鉴意义的策略就是“比较性的中西融通”，笔者称之为“格融”，其基本含义是基于比较的既有全球视野与普适话语，又保留本土思想文化特色与个性话语的言说方式。因此，其译文就呈现出有别于母语写作与目的语写作的独特的“第三风格”。“格融”既是《天下》翻译群体的总体的言说策略与特色，也是其译文成功的关键，仅从“Five Vermin: A Pathological Analysis of Politics”（《五蠹》）等篇目译名便可窥见一斑。但要做到“格融”十分不易，需要极高的双语基本功和深厚的中西学素养，辜鸿铭的《论语》《大学》《中庸》堪称高度“格融”言说的典范。

值得一提的是，“书评”栏目刊登书评219篇，评介著作220部，其中包括源自汉语的思想文化译著12部，其代表性译著有熊式一的《王宝川》和《西厢记》英译、林语堂的《浮生六记》英译、斯诺的《活的中国》英译、初大告的《中华隽词》英译以及韦利的《论语》英译等。刊登对此类译著的评介具有双重功能。首先，译著本身是潜在的阅读对象，可拓展和深化潜在读者的中国思想文化认知。其次，评介本身就是中国思想文化的批评性介入，能够以“己见”与“他见”相融合的方式深度阐释中国文化。

《天下》的翻译群体在“向西方阐释中国”过程中通过文内呈现与文外多维互动展现包容、从容与文化融通，折射出中国人的总体文化姿态，客观上参与了“中国”形象的积极构建。这一翻译群体、尤其是中国译者对中国文化有着强烈的认同，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与自信，同时兼具世界情怀，担负“天下”使命，其文本选择、翻译模式、译者—作者“创造共同体”、言说策略等对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无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翻译动理学视域下的葛浩文中国小说英译研究”（18WWD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孟祥春

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文章来源：《文化月刊》 网址: http://www.whykzz.cn/zonghexinwen/2022/0111/89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