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会上，大家首先分析了当前的国内外的形势，强调了“北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准备向北建立起川陕甘根据地。表面看起来，这是一次团结的大会，但实际上却埋下了隐患。

张国焘看到红一方面军不足三万人，而且战斗力不高，而自己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却有八万人之多。于是，他竟然萌生了向党要权甚至是夺权的想法。

“两河口会议”结束后，张国焘暗中反对北上，而且不断煽风点火蛊惑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他提出，中央决策有误，应该向西康发展并建立“川康”才是正确决定。

为了团结红四方面军，毛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主张采取灵活的策略应对。经他提议，中央还正式任命张国焘担任了红军总政委一职，希望他能迷途知返。

但是，张国焘却得寸进尺，继续鼓吹北方路线错误，甚至不断散布不利于团结的言论。不得以，中央只得率领红一方面军单独北上，成功抵达了陕北与刘志丹会师。

而张国焘则率领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还在卓木碉另立“中央”（史称“第二中央”），自任中央。甚至，他还以“中央”的名义开除了洛甫、、、博古的党籍，公然党。

红一方面军北上后，终于打开了局面，成功站稳了脚跟。而南下的红四方面军却频频受阻，在百丈一带与川军连续僵持三个月的时间，双方都损耗严重。

受此影响，红四方面军内部的反对声和质疑声也渐渐多了起来，张国焘面临着空前的压力。在、徐向前等同志的劝说下，他只得宣布取消“第二中央”，同意接受中央和国际的领导，准备率军北上。

1936年10月，随着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长征终于胜利结束了。根据中革的命令，红四方面军主力以及红九军团等部组成了“西路军”，由陈昌浩担任前委书记兼西路军政委，由徐向前担任总指挥。

张国焘在进入陕甘宁边区后，立即就遭到了党内的批判。但是，他依然顽固地认为自己南下的路线并不是逃跑，并没有错误。

到了1937年3月底，张国焘经过了党内的长期批评教育，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对于他的可喜转变，毛大为高兴，公开称赞“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党中央对张国焘采取了“批评加礼遇”的政策。在毛建议下，张国焘被安排担任了陕甘宁边区副，后成为了代理。

1937年底，长期留苏担任国际执委的王明回国了，他带着国际的最新指示。对此，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这样记载:

王明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天使”，仿佛是在传达圣旨。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却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和方法，造成了首脑部一些不安的情绪。

由于长期的积怨，张国焘和王明非常不对付。此时，他内心深处是惧怕王明的，因为自己才在长征途中犯下过严重错误。因此，张国焘尽量躲着王明，反而开始坚决支持毛。

但是，同样自以为是的王明却不会放过张国焘。他主动找到张国焘谈话，还告诉他曾在红四方面军的老部下李特和黄超等人都是托派分子，已经在新疆迪化被执行枪决了。临走时，王明还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

你张国焘不是托派分子。不过，受到过托派的利用。

从此，张国焘被彻底吓坏了，变得心神不定。如果说，他前一段时间对中央的批评和教育还能接受的话，那王明的威胁无异于宣判了他的死刑。或许，他在那时就下定决心要叛党，要彻底脱离党。

在西安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停战并初步形成了民族统一战线。后，陕北红军接受了南京国民的改编，纷纷开赴了的最前线。

1938年春，这是全面抗战爆发以来的第一个清明节。为了彰显国共合作的诚意，国民邀请领导人共同去祭拜黄帝陵，共同祭拜炎黄子孙的共祖。

4月3日，经过张国焘的主动请缨，中央委派他代表边区去祭祀黄帝陵。不曾想到，他在离开延安后，竟逃往西安向行营主任蒋鼎文求助，表示愿意归顺国民党。据蒋鼎文回忆:

那年，中央派我主祭黄帝陵寝，也派代表张国焘陪祭。某日，我起身不久就进来一人跪下求救，自称是张国焘，要我保护他的生命安全。

蒋鼎文立即通知军统的戴笠，还安排人护送张国焘抵达了武汉。而中央也派出前往武汉，希望能规劝张国焘返回延安。而且，洛甫、等人还专门发出了一封联名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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