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阮元的创新之举

（一）弘扬新风重求是

扬州学派在经学、小学、校勘学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由此成为清代学术流派的重要代表。而阮元，被道光帝称赞为“极三朝之宠遇，为一代之完人”，[4]其也是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阮元将身上所具有的扬州学人独特的学术眼光、博大的治学气象、缜密的研究方法和敢于创新的精神，运用到日常工作之中。

“实事求是”是乾嘉时期学者研究学术的准则，它是针对空谈义理而提出的。其确切的含义是：从事学术研究应该以事实说话，寻求事物的本来面目，而不是任何无根据的主观臆断。如阮元认为“推明古训”，首先应该讲求实事求是，从古人的注疏着手。所谓注疏，即古代学者用来解释经典的文字。由于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环境的变迁，古代的语言文字也随之发生变化。而后人也对前人的解释存在着不少翻译上的困难，如不解文义、不懂字句等等。因此，在阮元看来，要读懂经典，就必须先弄明白注疏，注疏就好比是理解经典的钥匙，也是读书的一种途径。纯粹地研究注疏，是阮元提倡“实事求是”思想的一部分，重要的是将这一思想贯彻于重新解释经典，并且赋予经典以经世致用的新的历史内涵。

另外，阮元还将数学升格为儒家的“实事求是”之学，一方面是以此作为评判通儒的标准，另一方面则是阮元领悟到数学中所体现出的“实测”思想，具有丰富的实践理性。阮元将自然科学纳入“实事求是”的范围，主要是希望让西方的自然科学学说在中国传统科学中找到它的萌芽，显示出开放包容的心态。

善总结、敢怀疑，客观接受外来文化，用亲身实践证明一切——阮元继承和发扬了优良的文化传统，将身上所具有的扬州学人独特的学术眼光、博大的治学气象、缜密的研究方法和敢于创新的精神，运用到日常工作之中。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阮元“实事求是”的思想，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乾嘉时期汉学在跨入近代转折点上的一次质变。

（二）论仁说孝出新解

阮元的创新精神还体现在其对于“仁”的看法。在《论语论仁论》和《孟子论仁论》中，阮元较为集中地阐述其对“仁学”思想的理解。“仁学”是孔子思想中最为重要的内容，所谓“仁学”，即仁爱之心，原本是指对人亲善或者保持一颗同情心。在孔子看来，“仁爱”具体体现在在家孝敬父母，出门孝敬兄长，待人和善。也只有这样，才能把“仁爱”这种主观的精神境界推己及人，由家庭上升到社会层面，达到“泛爱众”的境界。可以看出，孔子所倡导的“仁爱”强调的是人伦义务，希望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各司其职。这样，在为人处世方面就应该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首先，阮元认为孔子的仁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克己复礼为仁”。“克己”是为了“修身”，并使它不违于礼，而不是克制私欲。其次，阮元以“相人偶”为“仁”，那么作为“仁”的补充，“孝悌”便自然成为阮元理解孔子仁学思想的重要内涵。在阮元看来，“孝悌”和“仁”二者缺一不可，都是做人的根本之道。阮元历经清朝三代，深刻认识到“仁道以爱人为主，若能保全千万生民，其仁大也”。[5]这种重视万民之忧乐的仁学观，具有宝贵的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

三、结语

身为达官而又不废学问，阮元真正做到“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6]作为18世纪末至19世纪前半期中国学术史的一位重要人物，他50余年的宦海生涯和他的广博学识以及广泛的学术影响，都带有几分传奇的色彩。以阮元为代表的扬州学派所取得的成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后来的学人，对社会与文化的发展产生重大意义。为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利用自身的优越条件，开创一代学术的宏伟大业，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1]张立.从传统走向近代中国科学文化史上的阮元[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

[2]李瑞豪.乾嘉时期的欧、苏情结与幕府文学[J].北方论丛 ，2008(5)：23-28.

[3]宋巧燕.20世纪的阮元研究[J].中州学刊，2003(4)：88-93.

[4]武树臣.“仁”的起源、本质特征及其对中华法系的影响 [J].山东大学学报 ，2014(3)：1-13.

[5]王伟康.试论清代扬州学派的特征[J].江苏开放大学学报 ， 2006(5)：48-52.

[6]清史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阮元是清代名臣，其仕途一帆风顺，官列“九省疆臣”、体仁阁大学士，广受世人赞誉。其不仅在经史、小学、天文历算、金石、校勘方面有精深造诣，而且倡导学术、兴办教育、培育人才和刻印书籍，对于推动清代学术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1]本文通过对阮元山东履职期间对济南影响力的传播进行研究，挖掘阮元对山东文化事业的推动作用， 尤其是对济南文化事业发展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一、阮元于济南的活动（一）编书刻书搜金石1.乾隆六十年冬，阮元到浙江上任，与当地士人谈及历下及山左风物，不由得感念明湖风月无边。于是提笔撰录自己在山左的事迹，在何元锡等人的帮助下，取怀念湖亭之意而成一书，题为《小沧浪笔谈》。《小沧浪笔谈》是以阮元山东任职学政期间的学术活动为背景所写的随笔疏记之作，多是记述作者提学山东时的见闻以及与友人、幕客的诗文随笔。文献价值主要在于补充阮元生平资料，并帮助后人研究《山左金石志》与《揅经室集》。《小沧浪笔谈》中的诗作，题材广泛且丰富，有咏物、记事、唱和等。而与以前的研究对比，学者在探究阮元的诗学观念之时，过于重视阮元的专论或试论，忽视与文本的具体结合，影响了结论的广度和深度。《小沧浪笔谈》中的相关记载，不仅扩大了后世研究资料的取材范围，更是提高了研究结论的全面性和彻底性。通过《小沧浪笔谈》考察作者的思想根源和学术活动等基础信息，紧密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学术思潮，对促进阮元的文学作品及文学理论、桐城派和骈文复兴等研究起到铺垫作用。[2]2.金石之学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金石学的研究对象是古代遗留下来的铜器与石刻，而与传世的文献相比较，金石是保存古代历史文化的第一手资料。阮元深谙其理，致力于寻觅第一手证据，专注于对金石的探访和搜集。正是在广泛搜集金石碑刻的基础上，阮元编写了一部反映山东金石的书，因为古代山东在太行山之左，别称山左，所以将书名取为《山左金石志》。在其研究之中，既有阮元本人的亲自实地调查，也有阮元分派其他人所做出的调查。书中对山东名物的考证十分精准，显示出了阮元极高的学术修养。每到一地，阮元总是亲力亲为、不辞辛苦。他多次深入穷乡僻壤、寺庙禅林，甚至是陡崖险谷，冒着生命危险获得最珍贵的一手资料。对待来历不明、背景模糊的金石碑刻，阮元一一进行详审和考证，不仅对金石碑刻的真伪、制造年份进行详尽考辨，还对有关金石碑刻的文字史实进行考证。阮元高度重视金石的考证工作，力求做出客观真实的判断，对后人有关金石学的研究大有裨益。（二）提携后辈育精英乾隆六十年，阮元告别了焦循、江藩、汪氏兄弟等扬州故友，渡江赴浙。在阮元担任浙江学政时期，浙江的学风在其影响下也为之一变，成为仅次于江苏、安徽而盛行汉学的地区之一。阮元在山东各地考试的时候，也延续这种学风：一反过去那种强调以八股文形式为主的呆板考试方式，突出天文、算数的运用，强调务实之精神和学用结合的理念。在嘉庆三年，阮元结束了浙江学政生涯，回京述职。诗人郭频伽的一首《送云台少宗伯入都》最能代表当时浙江学人对阮元在浙江三年期间的工作评价：两浙轩录，千秋文选台。清贫能养士，早达独怜才。只眼看前古，虚心待后来。文星芒角正，遥指近中台。[3]在山东学政时期，青州潍县有13岁神童——陈官俊，他以一首《白桃花》得到阮元的提拔。而对于“术业有专攻”的大家，阮元更是大力提携，并且相互探讨学问，视之为友、不耻下问，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表现出对后辈学者的关注与栽培之心，并且得到当时学者们的普遍尊重。甘肃的张澍就是阮元在京通过选拔而被录取成为进士，后来在阮元的扶持下成为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又如当时青州有一位叫段松铃的学子，精于金石之学，闻名遐迩。阮元得知有此人物后便请段松铃在山东各地搜集金石碑刻。段氏领命后，立即带领一些专门从事拓碑的工匠辗转山东各地。阮元主持风会50余年，被尊为学界山斗，他用自己的高尚行为为士林树立了榜样。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正是因为阮元的不拘一格广招人才，所以得到了当时学者们的普遍尊重。经过阮元的帮助，那些长期被湮没的人才得以涌现，有机会进入朝堂之上出谋划策。阮元在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以及治学方法等方面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不仅很好地保存祖国传统文化，大力振兴学术，还充分利用其自身优越条件开创了一代学术的宏伟大业。二、阮元的创新之举（一）弘扬新风重求是扬州学派在经学、小学、校勘学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由此成为清代学术流派的重要代表。而阮元，被道光帝称赞为“极三朝之宠遇，为一代之完人”，[4]其也是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阮元将身上所具有的扬州学人独特的学术眼光、博大的治学气象、缜密的研究方法和敢于创新的精神，运用到日常工作之中。“实事求是”是乾嘉时期学者研究学术的准则，它是针对空谈义理而提出的。其确切的含义是：从事学术研究应该以事实说话，寻求事物的本来面目，而不是任何无根据的主观臆断。如阮元认为“推明古训”，首先应该讲求实事求是，从古人的注疏着手。所谓注疏，即古代学者用来解释经典的文字。由于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环境的变迁，古代的语言文字也随之发生变化。而后人也对前人的解释存在着不少翻译上的困难，如不解文义、不懂字句等等。因此，在阮元看来，要读懂经典，就必须先弄明白注疏，注疏就好比是理解经典的钥匙，也是读书的一种途径。纯粹地研究注疏，是阮元提倡“实事求是”思想的一部分，重要的是将这一思想贯彻于重新解释经典，并且赋予经典以经世致用的新的历史内涵。另外，阮元还将数学升格为儒家的“实事求是”之学，一方面是以此作为评判通儒的标准，另一方面则是阮元领悟到数学中所体现出的“实测”思想，具有丰富的实践理性。阮元将自然科学纳入“实事求是”的范围，主要是希望让西方的自然科学学说在中国传统科学中找到它的萌芽，显示出开放包容的心态。善总结、敢怀疑，客观接受外来文化，用亲身实践证明一切——阮元继承和发扬了优良的文化传统，将身上所具有的扬州学人独特的学术眼光、博大的治学气象、缜密的研究方法和敢于创新的精神，运用到日常工作之中。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阮元“实事求是”的思想，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乾嘉时期汉学在跨入近代转折点上的一次质变。（二）论仁说孝出新解阮元的创新精神还体现在其对于“仁”的看法。在《论语论仁论》和《孟子论仁论》中，阮元较为集中地阐述其对“仁学”思想的理解。“仁学”是孔子思想中最为重要的内容，所谓“仁学”，即仁爱之心，原本是指对人亲善或者保持一颗同情心。在孔子看来，“仁爱”具体体现在在家孝敬父母，出门孝敬兄长，待人和善。也只有这样，才能把“仁爱”这种主观的精神境界推己及人，由家庭上升到社会层面，达到“泛爱众”的境界。可以看出，孔子所倡导的“仁爱”强调的是人伦义务，希望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各司其职。这样，在为人处世方面就应该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首先，阮元认为孔子的仁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克己复礼为仁”。“克己”是为了“修身”，并使它不违于礼，而不是克制私欲。其次，阮元以“相人偶”为“仁”，那么作为“仁”的补充，“孝悌”便自然成为阮元理解孔子仁学思想的重要内涵。在阮元看来，“孝悌”和“仁”二者缺一不可，都是做人的根本之道。阮元历经清朝三代，深刻认识到“仁道以爱人为主，若能保全千万生民，其仁大也”。[5]这种重视万民之忧乐的仁学观，具有宝贵的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三、结语身为达官而又不废学问，阮元真正做到“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6]作为18世纪末至19世纪前半期中国学术史的一位重要人物，他50余年的宦海生涯和他的广博学识以及广泛的学术影响，都带有几分传奇的色彩。以阮元为代表的扬州学派所取得的成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后来的学人，对社会与文化的发展产生重大意义。为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利用自身的优越条件，开创一代学术的宏伟大业，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参考文献：[1]张立.从传统走向近代中国科学文化史上的阮元[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2]李瑞豪.乾嘉时期的欧、苏情结与幕府文学[J].北方论丛 ，2008(5)：23-28.[3]宋巧燕.20世纪的阮元研究[J].中州学刊，2003(4)：88-93.[4]武树臣.“仁”的起源、本质特征及其对中华法系的影响 [J].山东大学学报 ，2014(3)：1-13.[5]王伟康.试论清代扬州学派的特征[J].江苏开放大学学报 ， 2006(5)：48-52.[6]清史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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