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来看，新文化运动的特点是：

第一，崇洋媚外。

傅斯年提出：“极端的崇外，未尝不可。”

崇洋媚外表现在对外国人格外尊敬。“1912年1月，京师大学堂停办，决定给外国教员三个月薪水，中国教员一个月薪水。”

“外国教师薪金甚高，往往几个外国教师才指导几个学生，月费多金，所耗甚大。”因此中华民国教育部在1912年7月提出停办京师大学堂。

第二，对中国文化不自信，贬低中国文化。

陈独秀提出：欧洲文明已明显胜过中国文明，如果不输入欧洲文明，中华民族就要灭亡——“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文明，显然已胜过中国文明，不输入欧洲文化，固有的文明能保民族竞存于20世纪吗？”这种认识是非常不正确的。

鲁迅反对发扬国粹，认为：“什么叫‘国粹’？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换一句话，便是特别的东西。但特别未必定是好。”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

第一，主张灭亡中国文化。

钱玄同提出要想中国不灭亡，必须灭掉儒家和道教，要想灭掉儒家和道教，必须废除汉字，让中国人再也不懂汉字——“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第二，主张全盘西化。

陈独秀主张中国的一切都照抄西洋：“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取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

由于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人过于不自信，盲目崇拜西方，因此产生了一些认识上的错误和偏执，这些认识上的错误导致中国人盲目行动，导致中国人在实际中自己给自己制造灾难。例如在民主与专制的问题上，1916年5月，李大钊在《民彝与政治》一文中指出：“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但事实上，中国在传统上认为国家是一个家庭，君主是家长，国民是孩子，家长与孩子的关系并不是矛盾的。相反，在西方民主制度中，总统不是国民的父母，总统自然不可能真心爱护国民；总统干几年就下台了，这种制度会导致总统在任期内为自己家捞取好处。而在中国的君主制之中，国家将永远是君主家的，因此君主不必忙着为自己家捞钱，因为君主还要把国家好好地交给子孙后代，不会干涸泽而渔、杀鸡取卵的事情。改革开放后，人们认为包产到户有利于农业增产，如果如此，那么君主制就比民主制优越，因此君主制相当于君主家把一个国家承包了，君主会为了这个国家变好更不辞辛劳；西方的民主制是吃大锅饭，因为民主制的国家是大家的，权责不明确。

事实上，在民国时期中国把西方的总统制、内阁制、君主立宪制都实行了，但民国政治一直处于动乱状态，这与民主制度是有直接关系的。实践证明西方制度不适用于中国。民国时期的北京大学教授认识到：“民主政治诚为理想之良好政治。自美国或英国输入民主政治于中国，完全不适中国民情，酿成今日之大乱，是则其弊也。”如果不实行民主制，民国也就不会出现府院之争，不会频繁变更领导人。

新文化运动的第二阶段

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新文化运动进入第二阶段。

五四运动爆发后，新文化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具体情况是：

美、英、法与日本沆瀣一气，拒绝中国收复山东，使中国的亲西方人士开始觉醒，当时中国的亲西方派因巴黎和会认识到：他们主张学习的西方国家是邪恶的、毫无正义感的；他们认为西方国家是正义的化身，但西方国家说一套做一套，实际做的与嘴上说的不符，西方国家都是虚伪的。在巴黎和会召开之前，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原则”，摆出要给小国主持公道的样子，但巴黎和会达成的凡尔赛条约却与他鼓吹的原则有天壤之别。因此北京学生在五四运动期间提出一个公式“14=0”，意思是威尔逊说的十四点原则都是谎话，说了等于白说。西方国家在巴黎和会的表现，使许多被西方国家的假仁假义的假面所蒙蔽的中国人认清了西方国家的真面目，开始鄙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以陈独秀为例，在五四运动之前，陈独秀极力宣传全盘西化论，认为中国只有全盘西化才有希望，但中国在巴黎和会遭遇外交失败之后，陈独秀认清了资本主义的真面目和丑陋的一面，提出：“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金力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就是指推崇金钱的力量，金力主义这种翻译方式比“资本主义”恰当得多。

文章来源：《文化月刊》 网址: http://www.whykzz.cn/qikandaodu/2021/0314/729.html